过度依赖投资增长是为了解渴。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

照片/回答者提出深化结构改革,提高基本投资收入本文首次发表在《中国新闻周刊》890期。近日,江西、山东、江苏等中国内地省份出现“建设热潮”,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和重点工程相继启动。

此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在中国发展的现阶段,投资需求潜力仍然巨大,应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

“随后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召开的地方两次会议都明确指出,要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弥补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不足。

稳定投资一直被认为是刺激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之一。

2月26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投资形势预测报告,预测2019年基础设施投资将保持适度增长。虽然制造业和房地产项目投资预计将保持稳定增长,但它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当前投资增长率下降是不可避免的,确保投资增长率在合理范围内非常重要。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去年三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基础设施、制造业和房地产)的表现如何?2019年可能的变化趋势是什么?刘元春:就去年而言,制造业投资摆脱了上半年和2017年相对低迷的局面。今年下半年有所回升,但仍相对较低。

今年的制造业投资可能会受到几个因素的影响,制造业投资的增长率继续受到压力。

首先,许多国内制造产品用于出口,世界经济衰退可能会对出口需求产生挤压效应。

其次,重要的是,在最近几轮谈判中,中美贸易摩擦能否得到调和仍不确定。

第三,库存周期开始逆转。

第四,今年汽车市场可能会继续低迷。

就房地产而言,现在这是一项“逐市政策”。从趋势来看,由于房地产企业的发展投资和资金的刺激,一些放缓的迹象是不可避免的,但房地产本身仍然具有可调整性空。

最大的变化是基础设施。

去年,基础设施建设总体呈下降趋势,增速较低。虽然“六个稳定”是在7月31日政治局会议后提出的,国家在金融、货币和地方投融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反弹并不十分乐观。

今年肯定会出现明显反弹,但反弹很难达到之前的水平。

原因是基础设施投资本身有很大的基础,统计范围窄,为13万亿元,范围宽,为17-8万亿元。如果增长率达到10%,这意味着今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需要强有力的财政支持。然而,目前基础设施投资的项目储备不足,基础设施资金无法支持持续高速增长。

更重要的是,在当前可持续发展的指导下,不需要像过去那样进行两位数的基础设施投资。

总体而言,今年在这三个领域的投资,虽然有一些好消息,但整体将处于持续压力状态。

《中国新闻周刊》:自去年7月31日中央政府提出“六个稳定”以来,政策传导在“稳定投资”领域有何影响?短期内应该进行哪些政策调整?刘元春:从今年7月到年底,一些有针对性的“短板”政策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取得了成效。一些基础设施项目从月度负面数据反弹至34%。

然而,当前投资的核心问题在于私人投资。由于融资困难、融资成本高、预期投资回报率下降以及库存周期的影响,私人投资从2016年的2%增长率反弹至去年的8.8%,这可能不会持续太久。

虽然今年政策投资将明显上升,但私人投资和一些市场投资可能放缓,导致“稳定投资”的效率可能不明显,特别是从7月31日至今,我们可以看到投资下降和增长放缓的迹象。

《中国新闻周刊》:你最近提出了“私人投资已经见顶”的观点。你应该如何理解它?刘元春:无论政策因素如何,从市场角度来看,特别是从库存周期和短期投资周期来看,民营经济的投资周期已经超过了最高点。

去年有很多关于私营企业和私人资本的争论,但实际上私人投资从2016年第一季度的2.2%反弹至8.9%。

尽管受到市场情绪和市场预期的影响,但根据其库存周期和各种市场安排,私营企业已经达到更高的水平。

然而,随着周期的逆转和外部因素的影响,它将有逆转和短期波动的趋势。

因此,如果今年私人投资没有大的变动,可能会出现大幅下降。

近年来,围绕民营企业,特别是去年年底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后,政府出台了许多集约补贴政策。今年,中国还出台了18项特别措施,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适度缓解民营资本下降趋势。

投资下降是一种趋势现象。经济增长由高速向中速转变是不可避免的。它也是储蓄率和储蓄增长率不可避免下降的产物。

要明确的是,一方面要防止投资在这种趋势下过度下降,也就是说,储蓄的增长率与投资的增长率不匹配;另一方面,要防止债务投资驱动模式的过度旋转,改变依赖债务促进投资和稳定增长的恶性循环。

因此,2019年稳定增长的目标应该合理界定,而不是不惜一切代价增加投资增长。

目前,投资停滞的可能性相对较高。

要强化底线思维,必须提高投资增长率,加大政策和反周期调整力度,使当前投资增长率达到89%,同时无论成本如何,都不能让投资回落到过去的10%以上甚至20%以上。

短期预期的调整和中长期结构改革中国新闻周刊: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稳定投资应更加注重投资效率的提高。你认为应该注意哪些指标?刘元春:从宏观上讲,这些指标包括投资回报率和新增资本产出比率。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新增资本产出的比例,即单位产出所需的投资额越来越高,总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越来越高,投资效率相对较低。

从微观角度来看,一些企业家的成本利润率、新投资的财务回报都在下降,净资产收益率(ROE)也在下降。

投资的宏观回报率和财务回报率一直在放缓,尤其是去年形成的悲观预期,导致投资下降成为一种趋势变化。

中长期战略布局是促进新旧动能的转化。旧动能产业、技术和人员的增长模式出现收益率下降。

近年来,在培养新动能方面取得了一些明显的成果。增长率很快,但目前新经济和新动能在整个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仍然相对较小。短期内,小马很难拉动中国经济。

新旧动能的转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必然会经历一些投资增长的转变期。

《中国新闻周刊》:长期以来影响投资效率提高的因素是什么,应该采取哪些有针对性的措施?刘元春:首先,公共服务和第三产业等领域投资不足。投资政策和领域的自由化需要结构调整。其次,一些领域投资过度。导致投资扭曲的原因是什么?一方面,国有企业的垄断利润和正常利润分配机制的缺乏导致了利润的自然再投资。

这种再投资在软约束、内部人控制的状况下,很多国有企业会出现摊煎饼似的扩张,门类齐全、主营业务不明显,导致国有企业过度进入到一些行业,形成与民营企业争利的格局,产生挤出效应。在软约束和内部人控制的条件下,许多国有企业会像煎饼一样扩张,种类齐全,主营业务不明显,导致国有企业过度进入某些行业,形成与民营企业争夺利润、产生挤出效应的格局。

这种效应与产业战略布局中的原有战略思维不一致,进一步导致投资的更大扭曲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弱化。

另一方面,国有企业集中存在于一些上游企业和定价权较高的行业,但一些行业供给不足,如公共服务。

国有企业不愿承担社会责任和社会义务,也未能向私人资本开放,导致一些服务业投资和供应不足,特别是公共服务,导致许多短板。因此,从去年开始,投资总额有针对性地增加了短板,希望短板的投资效益会有所提高。

此外,应采取一系列结构性政策来降低投资成本。

要改变投资放缓的局面和投资回报的预期,不仅需要财政支持,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提出投资的行政成本、财政成本和收入空问题。

因此,需要在投资政策、投资领域自由化和一系列中期安排方面采取措施。

目前,世界已进入投资回报下降、低增长、低利率和低回报的时期。

一方面,市场主体本身应该有预期的调整,更重要的是,政府不仅要在投资领域制定短期稳定的增长政策,还要进行中长期结构改革,提高基本投资收入。

稳定投资和防范风险中国新闻周刊:基础设施将在2019年整体回升。过去,高负债和重大建设项目的基础设施模式意味着“杠杆增加”和“高风险”。如何在稳定投资和防范风险之间取得平衡?刘元春:事实上,稳定的投资是底线管理和稳定增长的内容之一。稳定增长应以底线管理为基础,遵循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而不是简单地追求数量。

中国现行投资政策的核心理念不是投资是否必要。

第一点是在哪里投资。目前的政策方向是补充短板。

第二点是谁将进行投资,这必须给予市场,特别是合格的市场参与者,以刺激他们的投资意愿和能力。过去,他们过于依赖政策投资。政府主导的投资模式带来了一些后遗症,投资思路需要一些改变。

目前,基础设施投资资本无法支撑持续高速增长。

《中国新闻周刊》:去年,对公私合作项目的全面检查、对地方债务的严格控制以及其他政策效果加在一起。地方政府在筹集资金方面面临更大的压力。这会影响地方政府的投资热情吗?刘元春:虽然目前地方政府面临财政压力,但国家通过一系列措施,如特种债券和地方债券,缓解了地方政府在投资中遇到的瓶颈问题。

目前,地方政府主要是缺乏投资动力。必须解决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资动力不足、责任过度的问题。

影响因素很多,如环境保护要求、各种监管、债务约束和债务追踪。当地项目储备不足,包括一些官方不作为,可能导致投资势头下降。

然而,总体而言,今年地方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投资等政府投资反弹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中国新闻周刊》:你之前提到,“稳定消费对宏观经济稳定和健康发展远比稳定投资重要”。你应该如何理解这个观点?刘元春:这是未来的长期战略调整。目前,整体经济相对疲软,因为需求相对疲软,供应过剩。

需求疲软主要反映在消费增长率、投资增长率下降和进出口变化上。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正在改变。

然而,实现中短期总供需相对平衡、提高中国经济抗风险能力的最重要策略是使消费比重达到合理水平,消费增速不能过分放缓。

依靠投资拉动需求,当前的投资需求将在一两个投资周期后变成生产能力和供给。

因此,过度依赖投资必然会导致动态平衡失衡。

如果没有市场来接受生产的供给能力,就会有坏账。如果你想用投资来增加需求,你必须依赖债务,这将陷入债务投资的恶性循环。

过度依赖投资来稳定增长是为了解渴,尤其是在过去几年里,依赖房地产投资来稳定增长,投资越多,在后期崩溃的速度就越快。

因此,有必要有一个基本的想法。近年来,中国经济消费增长率的下降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抑制产生了明显的副作用。

消费下降后更难提振消费,因此有必要在短期内加强调整。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